馬克垚:立學立身 常新育人

編者按:百余年來,北京大學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、共命運。特別是北大的廣大離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斬浪中開拓前進,在披荊斬棘中開辟天地,他們的功業載入史冊,他們的精神歷久彌新。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憶文章。他們的回憶,從不同的側面,勾畫出北京大學的發展歷程,記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,是了解北大歷史,乃至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珍貴史料,也為我們理解北大傳統、傳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動的教科書。這是一封穿越時空的來信,更是一份矢志報國、不懈奮斗的青春宣言。

人物小傳:馬克垚,1932年6月生,山西文水人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學習,1956年留校任教,2005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。主要從事世界中古史教學及研究。

從機械轉向史學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,我國處于一段比較動蕩的時期。我上學的時候日本人已經占領了文水,很快我離開家鄉,去了山西的國民黨占領區??箲饎倮笪矣只氐教?,初中就在太原讀書。當時生活條件很艱苦,只能吃小米,而且是定量的,沒有別的吃的,也沒有菜,只能泡點水放點鹽就把小米吃了。

1951年,我參加高考,那時候心高氣傲,覺得自己在中學理工科那么好,一定能考上清華,就報了清華大學,其他志愿瞎填了一通。結果,清華落榜了,我糊里糊涂去了瞎填的唐山工學院機械系,其實那時候我根本沒聽過這個學校,甚至都不知道唐山在哪兒。

去了以后我郁悶不已,一方面接受不了與心理預期的差距,另一方面學習成績不好。在中學里我的理科都是挺好的,但是一到大學變得一塌糊涂。我記得剛入學要學大學物理,每次最后一堂課還有10分鐘時,老師說你們拿一張紙出來,現出一道題,10分鐘考試,必須把這個題做完。我幾乎每次都是0分。時至今日我都記得一道題:雨傘上掉了一滴雨點,算重力和加速度——我還會算;但是老師又加了一個條件,說雨傘會轉,我一下子就算不出來了。還有門課叫“投影幾何”,我們都叫它“頭痛幾何”,十分難學。當時老師都是歸國留學生,講一次就認為你懂了,其實我根本不懂。學工科最重要的是要手巧,上機械制造課,要會做木工活兒,老師讓我們把木頭刨成一個長多少寬多少的木塊,我一刨子下去木頭就七歪八扭了,最后都是不及格的。

這段學習生活對我來說太痛苦了,我想改變一下。大概每個人小時候都想成為文學家,我那時候一想:不念大學也可以成為高爾基,人家不是也沒念大學嗎?我也想學著寫小說。后來覺得大概不行,因為寫小說得有生活積淀。我沒有經過實際生活鍛煉,當不了文學家,就還得考大學,我想上大學就學歷史吧,沒有生活也可以學歷史。這樣我就退了學,重新高考,報考了北京大學。

1952年我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,開始了一生與史學的緣分。那時候,新中國剛剛成立,學校里的學習氛圍很濃厚,老師、學生心氣都很高,大家都覺得共產黨真厲害啊,把帝國主義都趕跑了,都抱著學好本領、建設祖國的愿望一門心思地學。老師教得很認真,我們學習也很認真。

1956年我畢業那年,正趕上黨中央發出“向科學進軍”的號召,我就留校任教了。其實我最開始是想研究中國古代史的,但是系里認為我外語比較好,要求我去教外國史,而且還是艱深晦澀的世界中古史,我也只能服從分配。世界中古史這一段的歷史比較難學,當時引進的圖書、資料很少。20世紀50年代學習蘇聯,引進了一些蘇聯的圖書、資料,后來中蘇關系破裂,蘇聯的圖書也少了。至于出國留學、訪問,更是不可能的事。另外,做外國史研究要懂外語,而我們學外語連收音機都沒有,所以語言學習也比較困難。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,我自己摸索著講授世界中古史,也嘗試做一些研究。在北大幾十年,我也經歷了風風雨雨,但是貫穿始終的就是史學研究,不敢說有多少成就,總還算積累了一些心得,在此與大家分享一下。

1956年,馬克垚大學畢業照

擺脫權威的束縛,摒棄學科的成見

做學問不能拘泥于經典權威。我剛讀大學的時候,正是“全盤蘇化”時期,教材全是學蘇聯的,蘇聯專家的意見也是權威的,我們不能有不同意見。蘇聯不少學者認為奴隸社會分兩個階段:一個是發達的奴隸社會,像希臘、羅馬;另一個是落后的、專制的奴隸社會,像古代中國、印度、埃及、巴比倫。他們認為落后的奴隸社會不能發展到發達的奴隸社會,而且經濟也不能達到先進奴隸社會的水平。我們一聽就很生氣,這種思想好像傳達出的就是東方永遠也達不到西方的水平,我們當然不同意了。當時,我就覺得蘇聯不太可信。一個原因是蘇聯很多觀點是從西方引入的,有很多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東西被延續下來了;另一個原因我覺得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特別嚴重。

20世紀六七十年代,國外進行了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大討論。這個問題之前在蘇聯是禁區,斯大林逝世后,蘇聯又開始討論這個問題。英國和法國的一些期刊上也發表了很多相關文章。我因為參加編寫《簡明世界史》看到這些文章,就覺得這一問題可以討論。改革開放后,國內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,有人說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奴隸社會的,有人說是封建社會的,也有人說是原始社會的。我認為他們說的都不一定對。馬克思對社會發展階段的意見,主要是根據歐洲的歷史經驗做出的,對亞洲的歷史了解不夠,才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。馬克思也沒有明確說過5種生產方式,是斯大林總結出5種生產方式,這并不一定完全正確。社會發展階段的問題,還是需要討論的。

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對我的思想是個很大的解放,讓我知道不能迷信經典權威,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,一切從實際出發。

要學習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。20世紀五六十年代,國內史學界討論的是所謂的“五朵金花”(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、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、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、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、漢民族形成問題)。涉及土地制度的問題時,討論我們東方有沒有土地私有制。我當時讀到侯外廬先生關于土地制度的一篇文章:《關于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普遍原理》,侯先生主張中國古代是土地國有制,這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。侯先生懂德語,他引用的馬克思語錄和習慣上翻譯的很不一樣,應該是考察過馬克思原著的。所以我去查了馬克思的原文,涉及的很多概念我都不清楚。馬克思是法學博士,文章中有很多法學概念,而我的法律知識很差,當時不像現在有通識教育,可以跨系選課,而是“劃系為牢”,不能隨便選課。我只好自己補課,找外文法學著作來學習,讀得昏頭昏腦、半懂不懂,也去請教過法學大家芮沐教授。不過自己補課也有一定成果,就是了解到土地制度有法律形式和經濟事實兩方面的問題。1964年,我在《歷史研究》發表了《關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討論中的幾個問題》,從法學角度分析了什么是“占有”、什么是“所有”,不過并沒有能解決這幾個問題,只是提出問題而已。

通過這段研究經歷,我發現學歷史不能只學歷史,還要有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。那時候我覺得法學當然是重要的,經濟學、社會學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一度還學習過一些經濟學知識,可惜自己的數學基礎不行,學不深入。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能使史學研究進一步深入,能夠使人正確地提出問題,從而解決問題。

以中國為參照系,跳出西方主義圈子

以中國為參照系,開展比較研究。從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開始,我對歷史進行了一些樸素的比較研究。當時,有位教授認為中國從魏晉南北朝時期才進入封建社會,所以他說漢代還是奴隸社會。我注意到這個問題,我認為漢代是不是奴隸社會應該拿羅馬來比較,又加上我是研究外國史的,有羅馬史方面的知識,就寫了一篇文章——《羅馬和漢代奴隸制比較研究》,發表在《歷史研究》上。這篇文章后來受到了學界重視,還獲得了《歷史研究》的“優秀論文獎”。其實得不得獎我不太在意,但我喜歡這個獎。因為現在很多評獎要自己申報、單位推薦,按單位分配名額,還設一、二、三等獎,大體上申報者都有份。但當時這個獎不是讓個人申報,單位也不知道,而是由廣大讀者推薦,最后編輯部根據大家的意見總結后進行發獎,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獎。

馬克垚在書桌前

我始終認為,中國人研究世界史,也有自己的優勢,就是可以以中國為參照系,進行中西比較,這樣可以看到西方人看不到的一些問題。

比如,在法律問題上,西方有一種說法叫“王在法下”,他們認為法律不是制定的,是被找到的,因為他們對法律的概念追溯到了習慣,習慣是先有的,法律先于國王,法律也因此高于國王,所以他們認為西方是民主的、文明的、法治的,指責東方是專制和落后的,法律是君主制定的。后來我發現中國也有自己的習慣法,那就是“禮”,禮也不是由君主制定的。一般認為董仲舒是中國君主專制學說的奠基者??啥偈娴摹疤烊烁袘f”也主張人君的行為應該符合天道,強調君王要遵守“禮”;不行天道,不按照“禮”的規定行事,是要下臺的。所以,“王在法下”的概念在中國同樣也有。西方王權講究血統,一般世代相襲;而中國不同,中國人一直認為“王侯將相寧有種乎”,如果帝王違反了“禮”,老百姓是可以起來造反的,所以恰恰是中國人最具“造反精神”。

跳出西方主義圈子,扎根中國大地,建立自己的學術體系、話語體系。我們過去就批判西方中心論,但是實際上我們的教科書大體上還是西方中心論,因為西方好像有發展規律,人家有希臘、羅馬、中世紀,然后就到了文藝復興、工業革命、資產階級革命;但是東方是一種循環史觀,中國是講朝代,唐宋元明清,好像沒有規律,所以我們就向西方學習。當然,我們必須承認,學習了西方歷史的這些規律后,我們的歷史學研究才有了很大的進步,否則我們還是只有紀傳體和編年體。但是,我們也因此不知不覺受了人家的理論控制,跟著人家走。當學生就是要向先生學習,學習了以后跟著先生走,最后就跳不出來了。

薩義德的《東方學》提出,你不但要認識到西方中心主義是西方人的學說,還要認識到是西方制造了東方主義,你對自己的認識也是西方人給你的。因為西方中心主義給了你一個理論、一個方法,你就得跟著它了,所以你戴著它的眼鏡一看,我們就是落后、專制、不民主,形成了這樣一個思維定式,這就是在話語上受了控制。

世界一定是多元發展的,中國有中國的規律,西方有西方的規律,阿拉伯有阿拉伯的規律,當然這些規律一定有共同性,我們應該在個別里求出最一般的東西。所以我一直認為,看問題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束縛,這樣我們也許會有一個新的世界歷史觀、一個新的世界歷史圖景。我覺得,不光中古史,整個世界的歷史都需要重新研究,重新研究的重要任務就是擺脫西方人制造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束縛,還歷史以本來面目。我寫了《古代專制制度考察》一書,試著從那里面找一條路來。當然,完成這個宏偉的藍圖要靠幾代學者的努力,特別要靠年輕學者,逐漸把這個問題解決掉。

一直以來,源于西方的學術范式、研究方法,長期占據國際學術主導地位?,F在,經過長期努力,中國的史學已在不少領域可以到國際史壇一展風采,和他們打個平手,這日益引起西方學術界的重視。但是中國史學還是受西方主義的束縛,未能建構起中國自身的學術范式,出現“西化”和“國際化”的傾向。此外,符合中國特色的學術評價體系尚未建立健全,當前學術界重數量輕質量、重形式輕內容的評價導向,不利于學科的健康發展。我認為,未來我們的研究一定要扎根中國大地,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;既要借鑒西方有益的理論和方法,也要根據中國歷史文化實踐經驗和未來發展需要構建中國理論,同時,還要實現學術評價轉型,改變“崇洋媚外”的學術評價標準,淡化數量考核,建立起更加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。

在這一進程中,北大應作出自己的貢獻。北大有一個光榮傳統,那就是敢為天下先,北大就是要有這樣一種精神,要做“常為新的,改進的運動的先鋒”。我希望北大能夠保持這樣的傳統,而不是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,依樣畫葫蘆。

文史樓在我剛入校的時候才剛剛建好,現在的北大有很多建筑都是后來修的,有的我都不認得。但就像文史樓前那兩棵曾是幼苗的大樹一般,北大仍然在不斷地成長,希望北大能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,做常新的北大,希望年輕的北大人能學有所成,為國家、民族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。(采訪、整理:嚴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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